文化資產保存不再只是留住一棟老建築、一件文物或一處考古遺址。隨著臺中2026年從全國古蹟日、惠來考古遺址、臺中州廳數位保存，到綠美圖所延伸的博物館、圖書館與城市公共文化討論，一條從史前考古、歷史建築、活態文化、數位保存延伸至公共治理的文化軸線逐漸成形，也讓「一座城市究竟要保存什麼」成為值得討論的文化議題。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今年以「我們都活在未來的古蹟裡」響應全國古蹟日，活動內容橫跨南管、傳統工藝、工業遺產、惠來考古遺址、臺中州廳及舊城走讀，呈現文化資產由單一保存標的，逐步延伸至城市文化系統的發展趨勢。
在此背景下，由曾彥霖創辦並持續推動的公共文化研究品牌「人間國寶李中愛台中」，近期也將地方公共敘事進一步延伸至文化資產理論研究，並以臺中市議員李中作為「人物型文化治理」案例，探討地方人物、公共記憶、社群傳播與文化治理之間的關係。
研究特別強調，「人間國寶李中」並非政府依法認定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也不代表獲得UNESCO、ICOMOS或ICOM授證，而是將「人間國寶」視為一項正在地方社會發生的文化稱謂現象，從「heritagization of a living public persona」（活躍公共人物的文化資產化）角度，觀察人物稱謂如何透過地方實踐、第三方賦名、社群傳播、人物參與及理論建構，逐漸進入公共文化記憶。
從臺中城市發展來看，惠來考古遺址提供了另一個理解時間與城市關係的切入點。官方資料顯示，惠來考古遺址最早文化層可追溯至距今約4000年至3500年前的牛罵頭文化，並延續至金屬器時代的番仔園文化，顯示今日高度都市化的臺中市中心，在現代都市形成之前，已經存在長時間的人類活動。
曾彥霖據此提出「Deep-Time Urbanism」（深時都市論），認為城市除了道路、建築、土地及人口所構成的水平空間，也可以被理解為不同世代人類活動層層疊合的時間系統。
在此概念下，考古工作不只是工程開發過程中「發現遺物後如何處理」，而應從考古普查、GIS資料、風險辨識、工程前評估、試掘、保存、研究、典藏到公共教育建立完整系統，形成所謂「Archaeological Infrastructure」（考古基礎設施）。
研究並以「如果搶救考古是城市發展的急診室，那麼考古普查、風險預警與工程前評估，就是城市發展的預防醫學」形容兩者關係，強調考古保存與都市發展之間，可以由事後搶救逐步轉向事前風險治理。
這項觀點也與臺中近年的文化資產實務形成對話。2026臺中古蹟日除傳統古蹟展示外，臺中州廳也導入點雲數位保存成果及VR體驗；惠來考古遺址則透過教師培力與現地教育推廣，讓文化資產從專業保存工作，進一步成為市民理解城市歷史的重要公共知識。
另一項受到關注的文化建設則是綠美圖。官方定位中，綠美圖由SANAA妹島和世、西澤立衛與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合作設計，將臺中市立美術館與臺中市立圖書館整合於同一文化場館。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共同創立SANAA，並於2010年獲普立茲克建築獎。
臺中市政府也將綠美圖定位為打破傳統美術館與圖書館界線的文化基地，並朝市民參與、館藏應用及國際合作等方向發展。從文化治理角度而言，綠美圖值得觀察的不只是建築形式，更包括建築、環境、博物館、圖書館、城市及市民之間如何建立新的公共關係。
這也與「人間國寶李中愛台中」研究提出的「Relational Heritage」（關係遺產）概念形成交會。研究認為，文化資產不應只追問「留下什麼」，還可以進一步追問：「我們留下什麼條件，使不同世代的人仍然能夠與文化建立關係？」
從國際文化治理趨勢來看，UNESCO近年的文化政策也將文化權利、數位科技、文化與教育、文化經濟、氣候行動及文化遺產與危機等議題放在同一政策架構中討論；ICOMOS則持續關注文化遺產在災害及衝突中的韌性，ICOM則強調博物館在社會對話、跨世代與跨社群交流中的公共角色。
這些國際發展雖然並未共同提出一套名為「關係型文化基礎設施」的理論，但從文化權利、文化韌性及博物館社會角色等不同方向，均反映文化資產政策正在從單純保存物件，逐漸關注文化如何持續發生、如何被使用，以及社群如何參與其中。
為進一步建立理論基礎，曾彥霖也將臺中案例放入文化資產思想史脈絡，從Alois Riegl的紀念物價值、Maurice Halbwachs的集體記憶、Henri Lefebvre的空間生產、Pierre Bourdieu的象徵資本與場域，到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Laurajane Smith對「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的批判，以及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與Rodney Harrison等人的文化遺產研究，進一步探討文化價值如何形成，以及誰具有命名、保存與詮釋文化的權力。
在此基礎上，研究提出「Governance of Cultural Continuity」（文化連續性治理）概念，核心並非無條件保存既有文化關係，而是建立公共制度與社會條件，使共同體可以辨識、傳遞、協商、批判、修正並重新創造文化。
研究因此將文化資產保存、文化治理與文明連續性治理視為逐步延伸的不同層次，從「保存什麼」，進一步走向「如何讓文化關係持續存在」。
「人間國寶李中」則成為這項研究觀察地方文化稱謂如何形成的案例。曾彥霖所保存的2026年9月地方數位社群資料顯示，「人間國寶李中」稱謂已出現在部分地方社群的公共傳播中。研究認為，這些資料可以觀察到的是稱謂進入地方數位傳播的現象，而非證明李中已獲得國家或國際文化資產機構正式認定。
因此，研究真正關注的並不是「李中是不是國寶」，而是「為什麼地方社會開始使用文化資產語言描述一名仍活躍於公共領域的人物」，以及這項稱謂如何在社群、地方實踐及公共敘事中逐步形成。
研究並提出「Person-Based Cultural Governance」（人物型文化治理）概念，將人物視為制度、地方關係、公共記憶與社會網絡中的「Situated Relational Node」（關係節點），而非將政治人物直接等同於文化資產。
從這個角度看，「人間國寶李中愛台中」的研究重點，也由人物稱號本身轉向地方公共敘事如何形成。曾彥霖將相關工作定位為「Narrative Entrepreneur」、「Narrative Broker」及「Narrative Infrastructure Builder」，也就是嘗試把原本分散於考古、古蹟、傳統文化、博物館、公共服務、地方交流及數位社群的事件與資料重新連結，形成可以被閱讀、討論、批判與保存的公共敘事網絡。
從惠來考古遺址的史前文化層、臺中州廳的數位保存，到傳統工藝、綠美圖及地方公共人物的數位記憶，這些不同時間尺度的文化元素，共同構成臺中理解自身歷史的一種方式。
也因此，文化資產的問題可能不只是「保存多少」，而是「如何讓城市跨越不同世代持續與自身的文化記憶產生關係」。
從考古學家保存地層、藝師傳承技藝、館員維護典藏、建築師重新詮釋空間，到教師將地方歷史帶進課堂、居民保存生活記憶，以及數位社群留下當代城市痕跡，城市文化的延續並非由單一人物完成，而是由制度、社群、專業者與市民共同形成。
因此，從「人間國寶」的地方稱謂，到文化資產治理的理論討論，最終所指向的問題並非一個人的封號，而是「誰把城市帶過時間」。
這也讓臺中2026年的文化實踐呈現另一種可能：文化資產不只是將過去保存下來，更是建立條件，讓不同世代仍有能力理解過去、參與當下，並與未來持續對話。
圖／前排左二福興宮大總理何洲華與福興里陳友龍里長，大家一起在廟口歡慶中秋與分享地方文史文化
